1961年，陆小曼穷得吃不起鸡蛋时，将唯一的貂皮大衣卖掉，买来几斤大闸蟹，请3个男人到家中大吃大喝。饭后，陆小曼红着脸说：“今天找你们来，是有一个不情之请。”
1961年秋天，上海副食品紧张得厉害，鸡蛋、猪肉都得凭票限量，像大闸蟹这样的时令货，更不是寻常人家能轻易碰上的东西。
偏偏就在这样的年份里，58岁的陆小曼把自己仅剩的一件貂皮大衣送进了当铺，换来一百多元钱，不是为了填补自家的日子，而是买蟹、买酒、买菜，在旧居里摆了一桌像样的宴席。
那时的陆小曼，日子已经过得很紧。她住在上海旧宅里，平常不过是稀粥就咸菜，连鸡蛋都舍不得吃。可上海文化局偏偏在这时交给她一项任务——为接待印尼外宾创作三幅国画。
身为上海中国画院首批画师、上海市人委参事室参事，这任务她不能推；可真要独自完成，她心里又明白，自己一人难以撑起全部。她不愿空手求人，也不愿让别人觉得她是在拿公事讨人情，于是咬咬牙，把那件前夫王赓留下的貂皮大衣当了。
这件大衣，是她晚年手里少有还能换钱的东西。1961年的一百多元，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四个月工资，原本足够她改善一阵生活。可她一分没往自己身上留，全拿去备了一桌家宴：阳澄湖大闸蟹、猪肉、豆腐、青菜，再配黄酒和清茶。
她请来的，是三位画坛老友：写意花鸟见长的唐云、古典人物拿手的刘旦宅、擅画走兽和装饰画的张正宇。三人同在上海中国画院，彼此熟识，也都明白这次创作不是寻常酬酢，而是对外交流的正经差事。
饭桌上，蒸熟的大闸蟹配着姜醋，几样家常菜也被她收拾得妥妥帖帖。三位老友吃得尽兴，边吃边聊画坛旧事，陆小曼却几乎没怎么动筷，只是一味添酒布菜，神色里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局促。
直到席散，她才把话说开，希望三人各展所长，共同完成这次国礼创作，画材费用都由她承担，绝不多占公家半点。
这话一出口，三人都应了下来。一方面是念着多年交情，另一方面也是真敬她这份讲究。陆小曼其实早有准备，连草图和题材都已想好：残荷、灵猫、忠犬，正好对上三个人的擅长路子。这样的安排并不随意。
外交场合用画，既得有中国画的韵味，又得稳妥、雅致、体面，不能失手，也不能杂乱。没过多久，三幅作品顺利完成：唐云画残荷，气息清远；刘旦宅写灵猫，神态灵动；张正宇作忠犬，朴拙有力。作品装裱后送交文化局，最终赠予印尼外宾，任务圆满交差。
卖大衣剩下的钱，也都花在宣纸、矿物颜料和装裱耗材上。陆小曼自己依旧过得紧巴，却始终没有向单位多开一句口。这种做派，放在她身上并不奇怪。
她出身名门，父亲陆定是清末进士、民国高官，自幼又受过良好教育，后来师从刘海粟、贺天健，工笔山水和花卉都有真功夫。她一生留下近百幅国画，《设色山水》长卷更是代表作之一。
外界谈起她，往往先想到徐志摩，想到旧日情史，却很少认真提她的画，更少提她在抗战时拒绝日本人拉拢、不肯合作的硬气。
到了晚年，这份骨气也没散。她长期受肺病和哮喘折磨，生活清贫，却还在上海中国画院安静作画、调色、研墨。日子是苦的，姿态却始终没塌。1965年4月3日，62岁的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病逝。
她这一生被太多人拿来议论情感和风流，可真到了晚景，最见分量的，反倒不是那些旧闻，而是她在最难的时候，仍舍得把最后一点体面和讲究，用在该用的地方。